美國對華貿易調查報告怎么寫（美國對華最新貿易政策）
中美經貿情況報告篇1
規(guī)格空前的首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歷時2006年12月14、15日兩天，已經在北京落下了大幕，兩國財經高官冠蓋云集，中方除了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之外，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商務部部長薄熙來、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交通部部長李盛霖、信息產業(yè)部部長王旭東、衛(wèi)生部部長高強、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國家環(huán)保總局局長周生賢等財經相關部委主官悉數出席；美方則出動了囊括財政部長鮑爾森、聯儲主席伯南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貿易代表施瓦布、能源部長博德曼、勞工部長趙小蘭、衛(wèi)生與公眾服務部長萊維特、環(huán)境保護署長約翰遜的豪華陣容。
毫無疑問，中美兩國的分量完全當得起這樣的豪華陣容。不談美國在中國對外經貿和政治關系中的地位，只就中國在美國對外經貿和政治關系中的地位而言，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大國、世界第三貿易大國、全世界增長最快的市場、全世界外匯儲備規(guī)模最大的國家、多種初級產品世界最大進口國、全世界能源進口增長最快的大國、美國國庫券第二大外國持有人、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美國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這一切都要求美國對涉華事務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投入。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2年中國入世第一年，中美貿易增長20.8％，達到971.81億美元；2005年，中美貿易額為2116.26億美元，年均增長29.6％：2006年前10個月，中美貿易額達2145.18億美元，超過2005年全年，同比增長24.6％。按照美方統計，2006年1―10月對華雙邊貿易額為2810億美元，超過同期對墨西哥貿易(2783億美元)，中國躍居僅次于加拿大的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環(huán)顧全球，實在找不出來美國與其它哪一個國家的貿易增長能有如此迅速。
美國從對華經貿關系中受益良多，在美國貿易代表署的中國入世以來第一份全面評估對華貿易關系的報告――
鑒于中美經貿關系的溢出效應已經非常明顯且日益增強，鑒于中國巨大且持續(xù)快速增長的經常項目順差和美國巨大且持續(xù)快速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已經構成了世界經濟失衡的兩極，世界其它大多數國家也期望看到中美兩國能夠開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戰(zhàn)略經濟對話，取得相應成果，為兩國也為他們創(chuàng)造更可預期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中國周邊國家的這種心態(tài)尤其強烈，筆者對此右切身體會。
對話應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之上
隨著各國之間經濟聯系日趨緊密，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使得各國早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就開始了經濟政策協調。狹義的經濟政策協調僅指在正常的無爭端狀態(tài)下進行的對話、磋商，廣義的經濟政策協調則還包括各類貿易爭端。與其它雙邊經濟協調相比，中美經濟協調的突出特點就是貿易爭端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通常以“美國挑起爭端一中國應對一雙方妥協”的模式進行，以致于當代中美經貿發(fā)展史在一定意義上堪稱貿易摩擦深化史，而且中美經貿摩擦在雙方建立正常經貿關系之后不久就開始了。有些美國政界人士和媒體似乎把每次中美對話都當作是一次向中國施加壓力和自我表演的機會，這次也不例外，史無前例的豪華陣容似乎成了他們提出這樣那樣要求的口實。此次對話之前，有的美國政界人士聲稱要求鮑爾森一行帶回他們所期望的“有形”的成果；有的美國媒體則稱，“在國會的重壓下，保爾森不能再靠賣幾架波音飛機交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實，這些說法充分說明了他們并不了解中美經貿關系和這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正確定位。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一個協商的場合，中美經濟之間有很多問題需要這樣的一個機會來協調，需要這樣一個機會讓雙方決策者當面聽取對方的想法和意見，避免錯誤判斷，避免意見分歧發(fā)展成為實實在在的沖突，本著責任義務合理分擔、利益合理分享的原則尋求解決辦法，從而不僅給兩國國民，而且給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穩(wěn)定、更加可預期的商業(yè)環(huán)境――這，才是中美經濟對話的正確定位：這，才是我們應當期望中美經濟對話可以取得的最大成果。美國人現在每天都在享受著對華貿易的好處，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沒有對華貿易，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就不可能出現該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期無通脹增長：美國從中國得到的最大利益是無通脹增長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這也是一個國家在對外經貿中能夠得到的最好的東西，而不是任何別的什么。如果過多地追求另外一些指標，很可能對給美國帶來如此巨大利益的正常中美經貿關系造成重大干擾，這無異于住進了一套豪華別墅，卻為了追求一兩件小擺設而毀滅整幢別墅。我們并不指望所有美國人都明白這一點，但我們希望能夠努力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理解這一點：我們并不指望某些美國政界人士不再就中美經貿關系而聒噪不已，但我們希望此次和未來參加對話的美國經貿決策層人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美國應該做些什么
在通過輿論引導機制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推動實現自己的貿易談判目標方面，美歐等發(fā)達國家最為成功。其輿論引導機制最成功之處在于其不是被動應對，而是主動引導輿論，他們通過定期宏觀經濟和對外經貿統計數據、各類對外經貿報告(貿易壁壘報告、國別貿易報告)，以及不定期的貿易聽證會等方式，向國內外輿論界和社會公眾灌輸他們的立場觀點，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搶占貿易談判的輿論主動權。在我國，幾乎每次美國、歐盟方面就對華經貿問題提出什么說法，都會在中文媒體掀起一輪報道狂潮。在市場化的經營
環(huán)境中，美歐政府成功地引導眾多中國媒體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他們對華貿易政策的義務宣傳員。西方人更喜歡公開地宣揚希望對方做到什么，而中國人則更傾向于私下表達自己對對方的期望，其結果是每次中美高級官員協商，滿世界都知道美國對中國有些什么要求，卻不知道中國對美國有何要求，此次也未能徹底改觀。其實，協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無條件照單全收，中國同樣對美國有很多要求，美國同樣在越來越多的雙邊、區(qū)域和全球事務上需要中國的支持。在上次與中國的廣泛對話》中，鮑爾森提出了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3個磋商領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的情況下維持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促使市場繼續(xù)向貿易、競爭和投資開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環(huán)境。鮑爾森提出的這3個領域非常正確，這3個領域確實不僅對中美經貿關系有著決定性影響，而且具有世界性影響。我認為，在這3個方面，中國對美國的要求如下：
――在不引起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的情況下維持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方面，美國龐大且快速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癥結所在，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是其國民儲蓄率過低所致，而2000年以來美國國民儲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財政從盈余轉為空前的赤字。有鑒于此，美國需要切實調整其不可持續(xù)的儲蓄一投資模式，降低財政赤字，切實提高儲蓄率，從而為化解全球經常項目失衡作出決定性的貢獻。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與其他候選方案相比，這是解決全球儲蓄一投資失衡及其相應經常項目收支失衡的最優(yōu)途徑。由于美國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其它任何國家和地區(qū)都無力、也不應替代美國自己進行這種調整。
――在促使市場繼續(xù)向貿易、競爭和投資開放方面，中國希望美國切實履行對中國商品、服務、投資的市場準入承諾，與中國和世界其它國家、國際組織一起，共同努力制約某些跨國巨頭的限制性貿易慣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國巨頭的市場壟斷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貿易爭端，創(chuàng)造更可預期的商業(yè)環(huán)境。
中國迎來了人世5周年紀念日。中國入世之時在許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讓步，這些讓步之所以作出，是因為它們換來了其他國家對中國商品、服務、投資擴大市場準入的承諾，中國有權要求完全享受自己應得的合法權益。
什么是壟斷?某些跨國巨頭對市場無孔不入的控制、某些跨國巨頭極其不公正的限制性貿易慣例就是商業(yè)領域最大的壟斷，正是他們利用這種控制、這種“以一對多”的優(yōu)勢談判地位迫使中國企業(yè)陷入自相殘殺的價格戰(zhàn)，進而壓榨本應用于勞工工資和環(huán)境保護的投入。怎樣才能增進競爭，制約這些跨國巨頭的限制性貿易慣例，遏制、消除這些跨國巨頭的市場壟斷力量，就是對競爭的最大促進。
中國無意維持過高的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發(fā)展對外直接投資就是化解該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美國正是不少中國企業(yè)希望投資的市場，美國不少企業(yè)、不少地區(qū)也在努力吸引中國投資。希望山姆大叔不要一方面大聲疾呼要求中國化解雙順差問題，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橫加干涉，以致于有說法日：如何讓最溫文爾雅、處變不驚的美國參議員失態(tài)地暴跳如雷?――告訴他，中國人買下了一家美國企業(yè)。
――在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環(huán)境方面，作為世界第三大能源進口國，中國在尋求節(jié)約型發(fā)展模式、保護環(huán)境方面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樣明顯的是，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最大能源進口國、人均能源消費最高的國家，除非公開承認自己不是也不愿意作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否則美國就應當在這些方面承擔比其它任何國家更多的義務。某些污染產品之所以生產，不是因為其生產者有污染的癖好，而是因為最終消費者提供了這樣的需要，因此，要遏制污染，從生產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從最終需求著手方才是治本之道。
廣泛而深入的中美經貿問題不可能在一次對話中就達成一個具體的定量的協議，那樣的協議即使簽訂也注定是不可能執(zhí)行的。中美雙方都對對方的宏觀經濟政策有著要求，這表明中美雙邊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必須深入，這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進一步顯示，原來中美之間的那種“美方發(fā)難一中國應對”的方式實在不適合中美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美之間需要建立更加平等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中國沒有進入七國集團，不愿意像俄羅斯那樣僅僅是名義上的成員，不能參加西方七國的經濟政策磋商。有些國家一方面看到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在上升，他們需要跟中國開展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另一方面又想讓中國承擔額外的負擔，中國不可能接受。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與美國、歐盟之間的雙邊經濟政策協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那種多邊經濟政策協調，這應當成為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發(fā)展方向。
中美經貿情況報告篇2
關鍵詞：中美經貿摩擦；原因；影響；策略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1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成因
(一)國外因素
1.政治因素。由于中美兩國在傳統文化以及意識形態(tài)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別，所以中美貿易往往會受到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兩國貿易經常被作為國家政治斗爭的籌碼，由于貿易政策的制定者會把整體利益放在高于社會福利的地位上，所以即使自由貿易能夠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仍舊會通過保護貿易的實施來保證國內集團的利益，美國作為這種做法的典型主要表現為將貿易問題政治化，首先是人權方面，美國政府實行人權—貿易—安全三位一體的戰(zhàn)略，并對中國人權刻意中傷，從而達到使用政治力量影響經濟行為的目的；其次是單邊主義作風，這是美國在貿易中霸權主義的體現，主要表現為美國在某些情況下將國內法律凌駕于與貿易相關的國際法之上，并且通過貿易壁壘評估報告指責別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這都是政治方面引發(fā)中美貿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2.經濟因素。中美貿易逆差這一經濟因素是造成中美經貿摩擦不斷的主要原因，中美貿易逆差會使美國不可避免的采取國內貿易保護策略，并且會造就“中國威脅論”等意識的產生。其實本身中美貿易存在很強的互補性，中國需要美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美國需要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由于美國對中國采取了歧視性政策，并限制了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使本可以形成的良好的雙向貿易流動變成了失衡的雙向貿易流動甚至單向貿易流動，在美國的這些貿易政策下，中美貿易必然會出現逆差，而這種逆差的出現又會加速中美貿易摩擦的增多與升級，勢必會對兩國的經貿交流造成不利的影響。
除了政治因素以及經濟因素外，世界貿易組織的摩擦處理機制存在問題也是使中美貿易長期存在摩擦的重要原因，而摩擦處理機制中的問題主要體現為摩擦審理程序冗長、制裁的有效性有待加強以及補償欠缺實際意義三個方面，這就為問題的存在為美國經常性的引起貿易摩擦提供了條件。
(二)國內因素
我國面臨中美經貿摩擦的自身原因也是客觀存在的，主要表現為對與美國的對外貿易的依存度過大、出口商品結構有待提高、出口市場分布過于集中、外貿企業(yè)缺乏自律意識導致出口秩序不理想、應對中美摩擦的戰(zhàn)略能力不足等。這些影響因素的出現使我國在與美國的貿易博弈中處于比較被動的地位，所以對于這些因素的解決也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從這些問題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我國在避免因為自身因素引起中美貿易摩擦的改革需要面臨的眾多的方面，這也就決定了中美貿易摩擦會在較長的時間內繼續(xù)存在，而這也突出了我國必須通過政府、企業(yè)以及行業(yè)協會等方面的共同努力緩解中美貿易摩擦的緊迫性。
二、中美經貿摩擦影響分析
(一)中美經貿摩擦影響我國經濟發(fā)展
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以及各國產業(yè)機構的升級調整使對外貿易中的傳統摩擦逐漸向制度摩擦轉變，而美國與我國無論在經濟制度還是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別與分歧，而這種差別與分歧也已經成為了引發(fā)中美經貿摩擦的主要導火索。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對人民幣升值以及市場開放等問題上向我國施加了很大壓力，在這種壓力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制度的獨立性受到了很大的威脅，乃至影響到了我國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
(二)中美經貿摩擦影響兩國貿易取得更大發(fā)展
首先，中美經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對兩國正常的雙邊貿易關系產生了制約的作用。如以我國的紡織業(yè)為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盛行“中國紡織品威脅論”，而在這種不客觀、不科學的論調下美國對我國紡織品入口進行了限額來對本國行業(yè)進行保護，事實上美國紡織業(yè)大量的失業(yè)主要歸結于兩個原因：一是技術的革新增加了生產效率，二是全球生產逐漸向發(fā)展中國家轉移；其次中美的經貿摩擦影響我國對外出口能力的發(fā)展。中美經貿摩擦會影響我國產業(yè)的健康發(fā)展，從而影響我國的出口能力。美國對本國新興產業(yè)的保護以及美國對我國在對外貿易上采取的一系列歧視性政策會影響我國的投資環(huán)境，從而使外商對在中國的投資方面沒有信心。
三、緩解中美經貿摩擦的策略
(一)政府方面
針對我國當前對外貿易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我國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被動地位，政府應當發(fā)揮出重要的作用。首先應重視對制度的創(chuàng)新與調整。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不僅應建立起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的市場經濟體制，同時要針對美國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國內的產業(yè)發(fā)展情況來建立起法律防范體系，在加快發(fā)展與建設的標準化基礎上能夠有效面對貿易壁壘；其次我國要通過提高市場環(huán)境效率并吸引外國投資、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來加快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再次要建立起摩擦解決機制，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建立起國內救濟以及雙邊救濟等多層次的貿易救濟機制，同時要重視建立起針對美國的產業(yè)預警機制與快速反應機制，并要通過建立貿易申訴中心來維護我國企業(yè)的利益。
(二)行業(yè)協會方面
不斷對我國行業(yè)協會做出改革能夠幫助企業(yè)提高自身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并能夠在企業(yè)管理的規(guī)范化、標準化以及幫助企業(yè)解決貿易摩擦等方面發(fā)揮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國的行會發(fā)展應當加強與各個企業(yè)間的利益聯系，鼓勵改變“官辦”協會的局面來給與行業(yè)協會發(fā)展更多的動力，從而在人才選用、運行規(guī)則、規(guī)范管理等方面都取得更好的發(fā)展；其次要強調行會的服務職能。切實做到為企業(yè)提供價格協調、信息咨詢、產品標準化建設等重要內容。在行會的發(fā)展中，無論是運行模式還是行會規(guī)定以及管理辦法都要向國際靠攏，通過對國際市場運行規(guī)則的掌握與政府一道在面對中美經貿摩擦中起到協商問題、解決爭端以及維護企業(yè)合法權益與利益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趙瑾.經濟全球化與貿易摩擦[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中美經貿情況報告篇3
毫無疑問，中美兩國的分量完全當得起這樣的豪華陣容。此次帶隊訪華前夕，保爾森發(fā)表了題為《一次與中國的廣泛對話》的署名文章，稱他作為財政部長的工作重點是保持美國經濟實力和長期競爭力，而發(fā)展符合美中兩國利益的經貿關系，對美國未來繁榮至關重要。這表明這位曾以投資銀行家身份來華70多次的財政部長確實對中美經貿關系的重要性有著清晰的認識。
鑒于中美經貿關系的溢出效應已經非常明顯且日益增強，鑒于中國巨大且持續(xù)快速增長的經常項目順差和美國巨大且持續(xù)快速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已經構成了世界經濟失衡的兩極，世界其他國家也期望看到中美兩國能夠開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戰(zhàn)略經濟對話，取得相應成果，為兩國也為他們創(chuàng)造更可預期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中國周邊國家的這種心態(tài)尤其強烈，筆者對此有切身體會。
中美經濟對話的正確定位
隨著各國之間經濟聯系日趨緊密，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使得各國早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就開始了經濟政策協調。狹義的經濟政策協調僅指在正常的無爭端狀態(tài)下進行的對話、磋商，廣義的經濟政策協調則還包括各類貿易爭端的解決。
與其他雙邊經濟協調相比，中美經濟協調的突出特點就是貿易爭端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通常以“美國挑起爭端一中國應對一雙方妥協”的模式進行，以至于當代中美經貿發(fā)展史在一定意義上堪稱是貿易摩擦深化史，而且中美經貿摩擦在雙方建立正常經貿關系之后不久就開始了。美國有些政界人士和媒體似乎把每次的中美對話都當作是一次向中國施加壓力和自我表演的機會，這次也不例外，史無前例的豪華陣容似乎成了他們提出這樣那樣要求的口實。此次對話之前，美國一些政界人士聲稱要求保爾森一行帶回他們所期望的“有形”成果；美國一些媒體則稱，“在國會的重壓下，保爾森不能再靠賣幾架波音飛機交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實，這些說法充分說明了他們并不了解中美經貿關系和這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正確定位。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一個協商的場合，中美經濟之間有很多問題需要這樣的一個機會來協調，需要這樣一個機會讓雙方決策者當面聽取對方的想法和意見，避免錯誤判斷，避免意見分歧發(fā)展成為實實在在的沖突。本著責任義務合理分擔、利益合理分享的原則尋求解決辦法，從而不僅給兩國國民、而且也給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穩(wěn)定、更加可預期的商業(yè)環(huán)境――這，才是中美經濟對話的正確定位；這，才是我們應當期望中美經濟對話可以取得的最大成果。美國人現在每天都在享受著對華貿易的好處，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沒有對華貿易，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就不可能出現該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期無通脹增長；美國從中國得到的最大利益是無通脹增長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這也是一個國家在對外經貿中能夠得到的最好的東西。如果過多地追求另外一些指標，很可能對給美國帶來如此巨大利益的正常中美經貿關系造成重大干擾，這無異于住進了一套豪華別墅，卻為了追求一兩件小擺設而毀滅整幢別墅。我們并不指望所有美國人都明白這一點，但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努力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理解這一點；我們并不指望美國政界某些人士不再就中美經貿關系而聒噪不已，但我們希望此次和未來參加對話的美國經貿決策層人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西方善用輿論引導機制
在通過輿論引導機制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推動實現自己的貿易談判目標方面，美歐等發(fā)達國家最為成功。其輿論引導機制最成功之處在于其重心不是被動應對，而是主動引導輿論，他們通過定期宏觀經濟和對外經貿統計數據、各類對外經貿報告(貿易壁壘報告、國別貿易報告)，以及不定期的貿易聽證會等方式，向國內外輿論界和社會公眾灌輸他們的立場觀點，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搶占貿易談判的輿論主動權。在我國，幾乎每次美國、歐盟方面就對華經貿問題提出什么說法，都會在中文媒體掀起一輪報道狂潮。在市場化的經營環(huán)境中，美歐政府成功地引導眾多中國媒體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他們對華貿易政策的義務宣傳員。西方人更喜歡公開地宣揚希望對方做到什么。而中國人更傾向于私下表達自己對對方的期望，其結果是每次中美高級官員協商，滿世界都知道美國對中國有些什么要求，卻不知道中國對美國有何要求，此次也未能徹底改觀。
中國的要求
其實，協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無條件照單全收，中國對美國同樣有很多要求，美國在越來越多的雙邊、區(qū)域和全球事務上同樣需要中國的支持。在《一次與中國的廣泛對話》中，保爾森提出了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三個磋商領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的情況下維持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促使市場繼續(xù)向貿易、競爭和投資開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環(huán)境。保爾森提出這三個領域非常正確，這三個領域不僅對中美經貿關系有著決定性影響，而且有著世界性的影響。我認為，在這三個方面，中國對美國的要求如下：
――在“不引起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的情況下維持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方面，美國龐大且快速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癥結所在，而這又是其國民儲蓄率過低所致，而2000年以來美國國民儲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財政從盈余轉為空前的赤字。有鑒于此，美國需要切實調整其不可持續(xù)的儲蓄一投資模式，降低財政赤字，切實提高儲蓄率，從而為化解全球經常項目失衡做出決定性的貢獻。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與其他候選方案相比，這是解決全球儲蓄一投資失衡及其相應的經常項目收支失衡的最優(yōu)途徑。由于美國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qū)都無力、也不應替代美國進行這種調整。
――在“促使市場繼續(xù)向貿易、競爭和投資開放”方面，中國希望美國切實履行對中國商品、服務、投資的市場準入承諾，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共同努力制約某些跨國巨頭的限制性貿易慣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國巨頭的市場壟斷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貿易爭端，創(chuàng)造更可預期的商業(yè)環(huán)境。
中國入世時在許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讓步，之所以做出這些讓步，是因為換來了對中國商品、服務、投資擴大市場準人的承諾。中國有權要求完全享受自己應得的合法權益。
什么是壟斷?某些跨國巨頭對市
場無孔不入的控制、某些跨國巨頭極其不公正的限制性貿易慣例就是商業(yè)領域最大的壟斷，正是他們利用這種控制、這種“以一對多”的優(yōu)勢談判地位迫使中國企業(yè)陷入自相殘殺的價格戰(zhàn)，進而壓榨本應用于勞工工資和環(huán)境保護的投入。怎樣才能增進競爭?制約這些跨國巨頭的限制性貿易慣例，遏制、消除這些跨國巨頭的市場壟斷力量，就是對競爭的最大促進。
中國無意維持過高的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發(fā)展對外直接投資就是化解該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而美國正是不少中國企業(yè)希望投資的市場，美國不少企業(yè)、不少地區(qū)也在努力吸引中國投資。希望山姆大叔不要一方面大聲疾呼要求中國化解雙順差，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橫加干涉，以至于有說法曰：如何讓最溫文爾雅、處變不驚的美國參議員失態(tài)地暴跳如雷?那就告訴他中國人買下了一家美國企業(yè)。
――在“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環(huán)境”方面，作為世界第三大能源進口國，中國在尋求節(jié)約型發(fā)展模式，在保護環(huán)境方面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樣，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人均能源消費最高的國家，除非公開承認自己不是也不愿意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否則就應當在這些方面承擔起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多的義務。某些污染產品之所以被生產，不是因為其生產者有污染環(huán)境的癖好，而是因為其最終消費者提供了這樣的需要。因此，要遏制污染，從生產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從最終需求方下手才是治本之道。
中美經貿情況報告篇4
近年來，隨著中美貿易的迅速發(fā)展，各種矛盾和存在的問題也隨之出現，成為中美關系中的突出問題，頻繁見諸于媒體新聞。當前，中美經貿關系正逢美國國會貿易保護主義和“反華情緒”抬頭，中美貿易和金融等問題的爭端就進入多發(fā)時期。在美國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不斷深化，以及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美國會通過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有關“購買美國貨”條款和對中國出口產品發(fā)起的多項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以及對中國產油井管與輪胎等的訴訟，不僅帶有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給摩擦不斷的中美貿易關系帶來新的負面影響。當前美對華貿易政策既有對華貿易政策的連續(xù)性，也有其他多方面的現實原因。在中美關系的是是非非中，經濟和貿易上的分歧與矛盾已經成為影響中美關系不和諧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國新一屆政府能否從全局的高度解決中美經濟和貿易所面臨的問題，如何調整對華貿易政策備受關注。
當前美對華貿易政策動向
近年來，中美經貿關系始終復雜多變，一方面是頻繁舉行的、級別又不斷生格的經貿戰(zhàn)略對話，中美經貿關系在博弈中似乎有著很強的戰(zhàn)略性和全局性：另一方面是中美經貿摩擦有增無減，接連不斷的各類貿易爭端案將中國推向貿易爭端的風口浪尖上。今年以來，中國越來越多地承受著貿易摩擦的巨大壓力，成為遭受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最多的世貿組織成員國。據統計，僅今年上半年，中國面對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貿易救濟調查案多達58起，所涉金額愈80億美元，由此中國已連續(xù)多年成為美，歐主動啟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最多“應訴國”。其中，今年以來，從輪胎特保案到其他貿易爭端案，中國需要應對美國各種反傾銷，反補貼等調查已然應接不暇，中美經濟、貿易和金融等問題的爭端進入高發(fā)期。特別是，在當前美國經濟和金融需要從危機中擺脫出來，以及正逢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和“反華情緒”抬頭的情況下，中國自然成為當前美國挽救經濟和貿易保護主義首當其沖的受害國，給摩擦不斷的中美經貿關系帶來了新的，更多的負面影響。
今年1月底，在各種質疑聲中奧巴馬政府提交給美國國會并得到國會批準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從表面上看該條款在措辭上似乎美國仍在履行國際協定的承諾，但其內容和性質卻充分表明了當前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進一步抬頭，同時也帶有對中國等其他100多個世貿組織成員歧視性貿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帶有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的條款，對未來中美貿易關系有著難以預料的負面影響。美國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的表述是在“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的前提下，經濟刺激計劃支持的工程項目必須使用“國產”鋼鐵和其他制成品。根據該條款的表述內容，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權”；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歐盟、日本、韓國、香港等少數世貿組織成員享受“優(yōu)待”，但中國等其他100多個世貿組織成員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見，所謂“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僅限于極少數國家，而大多數世貿組織成員卻成為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的“犧牲品”，不能享有所謂“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的權益。4月29日，美國商務部對中國產油井管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合并調查，同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產輪胎啟動特保調查，涉及金額約47億美元。從2009年初的“購買美國貨”到對中國產油井管和輪胎的訴訟，凸顯了金融危機之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之勢和當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傾向。
美對華經貿政策的連續(xù)性與現實
從美對華經貿政策變化的連續(xù)性看，自中美兩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恢復經濟貿易關系以來，美對華貿易政策發(fā)生過多次變化，貿易紛爭似乎成了中美關系中永無休止的話題和揮之不去的陰影。中美建立貿易關系初期，美對華貿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為主，擴大美對華紡織品的配額范圍，同時對其他中國產品的反傾銷等限制措施也不斷增加。到了90年代，隨著中國對美出口的增長，美國在加大對中國產品進口限制的同時，要求中國開放國內市場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重要內容。不僅強調要求中國擴大市場準入范圍，而且要求中國建立和健全有關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并將這些內容納入了中國的“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中。中國入世后，美國在中國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服務市場開放方面，以及在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責難不斷升級，聲稱在中國執(zhí)行雙邊知識產權協議中一旦發(fā)現問題，美國將直接對中國采取貿易制裁措施。近來，雙邊貿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領域，美國又在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上糾纏不休，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又成為美政策變化新的內容。自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訂《中美貿易關系協議》到2001年底中國入世以來，貿易摩擦始終是中美關系中最為表面化的領域，在貿易問題上美國頻頻發(fā)難，并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美貿易的有關貿易法案和相關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臺的對華貿易政策評估報告都體現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延續(xù)性。此次“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依然是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延續(xù)。
正值美國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和經濟嚴重衰退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的第一要務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一方面要處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爭后的爛攤子以及伊朗和朝鮮核問題、恐怖主義威脅等。這無疑使奧巴馬新政府面臨著內外事務的多重考驗和對外政策的艱難選擇，而對華政策特別是對華貿易政策的選擇則是奧巴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問題。
盡管美國新一屆政府對華貿易政策還未全面出臺，但與生俱來就帶有傳統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民主黨控制了國會參眾兩院。受當前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化情緒抬頭的影響，美國國會中一些帶有貿易保護主義和反華情緒色彩的人，對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啟動能否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表示質疑，戰(zhàn)略經濟對話取得的成果仍然沒有能夠充分滿足美國國會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對中國指責和抱怨的“反華情緒”在美國國內仍存在著一定的“市場”。近年來，隨著中美經貿關系復雜性、敏感性日益突
出，經貿問題政治化傾向日益明顯，從美國國會里不斷刮出來一股股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思潮之風，導致近期中美貿易關系進一步緊張，甚至貿易戰(zhàn)隨時有一觸即發(fā)的可能。近年來美國國會涉華經貿議案不斷增多，提出了多項涉華經貿議案，進一步擴大了對華出口管制商品范圍，炒作中國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在美國國內媒體也是鋪天蓋地。觀察美對華貿易政策，從表像看，中美貿易中存在的問題都與中美貿易失衡有關：但也不難看出，其中也攙雜了帶有歧視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對中美經貿關系的沖擊日益明顯。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中國威脅論”論調也在升溫，甚至就所謂“人權問題”和“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但在美國國內也有人認為，通過對話解決中美貿易問題依然重要和必要。與此同時，由于美國國會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斷強化，以及對華不滿情緒有所增強，主張對華貿易采取制裁或加強限制，盡管這些壓力不太可能導致美國新一屆政府對華貿易政策發(fā)生根本性轉變，但有可能導致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出現新的調整，給中美貿易關系帶來負面影響。
美對外貿易政策的“兩重性”
另外，歷來美國政府對外貿易政策存在著“兩重性”，實際貿易政策與提倡的貿易政策目標嚴重脫離。表現為，一方面積極提倡推行世界范圍的市場化和自由貿易；而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強化保護主義。特別是在當前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環(huán)境下，美國在沒有放棄推行世界范圍的市場化和自由貿易的前提下，繼續(xù)“塑造世界經濟、貿易秩序”依然是美國貿易政策的目標，但從眼前自身利益出發(fā)又不情愿放棄保護主義，因此對外貿易政策的“兩面性”，就成為當前美國政府貿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現形式。美國貿易政策的“雙重性”傾向在對華貿易政策中表現極為突出，這是由當前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環(huán)境決定的。在對華貿易政策上，美國國內一直存在著爭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產業(yè)和貿易結構與美國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對美出口一直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而美國對華出口則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中國的產品威脅不到美國的重要產業(yè)，因此中國的貿易并未對美國構成直接的威脅。
中美經貿情況報告篇5
關鍵詞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 中美經貿關系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812（2007）05-0001-07
2006年9月20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保爾森在會談后共同宣布，根據胡錦濤主席和布什總統達成的共識，正式啟動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簡稱 SED），旨在解決雙邊經濟關系中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SED對話一年兩次，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一個月前，布什總統在8月21日和胡錦濤主席的通話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這一建議。[1]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由此應運而生，它是中美建交以來規(guī)格最高的經貿交流機制，同時也是唯一一個被美國冠以“戰(zhàn)略”兩字的中美之間的雙邊對話。這表明，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互動業(yè)已具備全球性和戰(zhàn)略性的影響力，雙邊對話的意義已經上升到了戰(zhàn)略層面。
胡錦濤指出，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機，不僅有利于繼續(xù)推進中美經貿合作，而且對地區(qū)和世界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也將產生積極影響。胡錦濤希望雙方充分利用好這一新的工作平臺，認真總結經驗，加強溝通協調，努力使這一機制越辦越好，為全面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作出更大貢獻。[2] 本文試圖探討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動因和緣起，回顧以往所進行的兩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分析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并就相關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中美經濟關系日益密切的情況下，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fā)達國家在經濟領域的戰(zhàn)略性對話。其動因在于：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中美兩國經貿關系迅速發(fā)展、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的產物。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結束了中美兩國長達23年之久的對峙，這不僅對兩國政治關系、亞太與整個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亦為雙邊經貿往來打開了通道。1972年中美雙邊貿易額極低，僅為1288萬美元，1979年也只達到24.5億美元。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兩國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1980年起兩國又相互提供貿易最惠國待遇，從而為雙邊貿易發(fā)展提供了現實的基礎。根據中國海關統計，自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間，中國自美國進口和對美出口的年度增長率分別為15%和22%，這一增長率既大大超過了世界貿易的年均增長率，亦遠遠超出中國外貿的年增長率。20世紀90年代以來，雙邊貿易額繼續(xù)保持持續(xù)增長勢頭。1997年中美貿易額為489.9億美元，2000年增至744.7億美元，2002年增至971.8億美元，2006年更是高達2626.8億美元。美國1979年即為中國的第3大貿易伙伴，1996年則躍升至第2位。中國1980年是美國的第24位貿易伙伴，1996年起躍升至第4位。目前，中美兩國已互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據中方統計，從1979年兩國建立外交關系開始到2006年，雙邊貿易額增加了106倍，相當于每年增長18.9%。美方的統計顯示，雙邊貿易額增加了144倍，相當于每年增長20.2%。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2006年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全面評估對華貿易關系的報告中，列舉了美國從對華貿易關系中的受益之處：廉價中國商品促進了美國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2001年以來，美國對華出口增長5倍于對世界其他地區(qū)出口的增長，2004年、2005年美國對華出口增長率分別高達22%、20%。[3] 正是因為存在堅實的基礎，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才有了可能。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結果，是布什政府在經濟領域對華新策略的體現。布什政府2001年上臺以后，認為克林頓政府將中國視作“戰(zhàn)略伙伴”的做法既過于理想化，也不符合現實，“戰(zhàn)略伙伴”只能適用于日本和歐洲那樣的盟國，中國絕對不是美國的“戰(zhàn)略伙伴”。當時的布什政府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便表示，中國是一個有著尚未解決的重大利益的大國，在臺灣等一系列問題上，中國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而是要改變現狀。因此，中國不是美國的“戰(zhàn)略伙伴”。[4] 布什政府用“戰(zhàn)略競爭者”取代了“戰(zhàn)略伙伴”。之后，隨著“9.11”事件的發(fā)生與國際局勢的變遷，中美關系中合作的基調成為主流，“戰(zhàn)略競爭者”不再出現在雙邊交流的詞匯中。盡管如此，布什政府仍然認為中美關系對美國不具有戰(zhàn)略意義，并刻意避免在雙邊關系中使用“戰(zhàn)略”一詞，中美副外長級的對話被美方稱作高層對話而非戰(zhàn)略對話即為明證。布什總統本人在形容中美關系時，亦僅用“復雜性”來表示。2005年佐立克副國務卿提出了“利益相關者”概念，這一源自經濟領域的概念表明，在中國崛起過程中，美國希望既享受中國發(fā)展的益處，又能引導中國未來發(fā)展的方向?！袄嫦嚓P者”既是對中國發(fā)展的一種承認，也是對中國提出的要求。財政部長保爾森作為知華人士比佐立克更進一步，強調從長遠的戰(zhàn)略角度來處理中美關系，強調中美兩國對世界經濟繁榮的共同責任，強調中國的穩(wěn)定和繁榮對于美國具有巨大的利害關系。保爾森稱贊中國已是“全球經濟領導者”，并說希望看到中國成功。因為領導者是要分擔責任的，美國想要的是中國主動承擔責任。保爾森說服布什總統，把兩國經濟關系上升到戰(zhàn)略高度，開始了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這是中美之間眾多高層對話中第一個被明確冠以“戰(zhàn)略”之名的。這一舉措表明，布什政府在經濟領域實施了對華新策略，這是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因分歧無法結盟后，兩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體現，也是美國在經濟領域提升雙邊交往層次的體現。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為解決中美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而設立的一種對話機制。近年來，雙方經貿往來在原有基礎上又有新的提升，貿易額不斷攀高，相互依賴度持續(xù)加深，中美經貿關系進入了一個持續(xù)發(fā)展的新階段。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和中國經濟成長、開放度的不斷提高，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fā)達國家的經濟關系日趨密切，雙方經貿合作優(yōu)勢互補，互利共贏，發(fā)展迅速，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也成為亞太地區(qū)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促進因素。然而，中美經貿交往在給雙方帶來利益的同時也會出現一些分歧和摩擦，這就需要建立一個新的討論平臺，去面對現實，著眼長遠，堅持從戰(zhàn)略高度和全球角度看待和處理兩國關系，有效解決經貿合作中出現的問題，防止誤解和對抗，避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以推動中美經貿關系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而且，中美雙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中美經貿關系因某種原因遭受重大挫折，對兩國經濟都會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美國對中國經濟實力增長以及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認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2005年，中國的GDP超過了2.2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的份額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5年的5.0%。主要農產品中，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茶葉、水果等產品產量已位居世界第1位。主要工業(yè)產品中，鋼、煤、水泥、化肥、棉布、糖產量居第1位，發(fā)電量居第2位。200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14，221億美元，占世界總貿易量的6.5%，位居世界第3。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實力近20年來不斷增長，已經成為一個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發(fā)展中國家。而且，21世紀初最突出、最明顯的經濟現象是中美經濟主導了整個世界經濟的發(fā)展：中美兩大經濟體在過去5年內創(chuàng)造了全球GDP2/3的增長。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國外報紙聲稱，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有可能在未來取代八國集團（G8）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將聚焦雙方長期發(fā)展共同關心的問題，并為雙邊關系更好發(fā)展奠定基礎。最重要的是，兩國的高層領導人將擁有定期交流的機會，可以私下交流彼此最大的需求。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認為，這個機制的啟動不僅向美中兩國，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國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即美中正在為建立一個互利的關系而努力，這個關系包括減少經濟風險和減少政治和安全的風險。吳儀表示，這個對話機制將對全球經濟發(fā)展和全球穩(wěn)定安全產生積極的影響。[5] 顯然，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雖然是雙邊對話，但其影響卻遠遠超越了雙邊范疇；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雖然是經濟領域的對話，但其影響亦遠遠超越了經濟領域。
二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為期一天半的此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與美國總統布什的特別代表、財政部長保爾森共同主持。首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圍繞“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和中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主題，就城鄉(xiāng)均衡發(fā)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促進貿易和投資、能源、環(huán)境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等5個專題、11個分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中國和美國在首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中不僅討論了宏觀經濟問題，還在證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領域達成了一系列實質性協定：中美雙方同意在中國設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代表處；美國支持中國加入泛美開發(fā)銀行；雙方締結了促進美國對華出口的融資便利協定；中國將加入“未來發(fā)電計劃”政府指導委員會；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啟動雙邊航空服務談判。中美還同意利用現有機制，增加更有效且環(huán)境可持續(xù)性更強的能源利用、促進個人旅游和商務活動、發(fā)展援助和多邊開發(fā)銀行貸款等方面的雙邊合作。保爾森表示，在對話過程中，美方從中方的介紹中學習到了很多東西，增加了對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和政策的了解。
2007年5月22-23日，中美第二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對于此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中美雙方均表現出了高度重視。5月9日，胡錦濤主席和布什總統通了電話，就如何推進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進程，保持中美經貿關系的活力，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不斷向前發(fā)展交換了意見。美國財長保爾森為了準備此次對話，取消了赴德國參加八國集團財長會議的行程。這固然是一種重視的表現，但同時也可視為對中方的一種壓力。美國行政部門試圖通過此次對話取得具體的成果，緩解來自國會的壓力，避免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升級。
就美方來看，來自美國國會的壓力壓縮了保爾森的回旋空間。民主黨控制下的美國國會，有將中國經貿議題引入政治領域的趨勢，美國國會也正在醞釀諸多涉華經貿問題議案，涉及中美貿易不平衡、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中國開放國內市場、中國履行WTO承諾等等問題。而且，美國財政部每半年要向國會提交一份有關哪些國家操縱匯率的報告，而此次會談恰好在這份報告提交之前，這也被認為是一個可以對中國施壓的手段。事實上，受壓之下的保爾森希望第二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能夠取得一些具體進展，美方在會談之前就已經放出風聲，希望在國會眼皮底下進行的這次對話，能夠不同于以交換意見為主的第一次北京對話而有所斬獲。保爾森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明確表示，“我希望看到具體的成果，以此作為我們正在朝正確方向前進的路標?！盵6]
中方則采取了務實的策略，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率領的中國貿易投資合作促進團在美國24個州的25個城市開展了一系列貿易、投資促進活動，并陸續(xù)簽署了138個貿易或投資協議，總金額高達326億美元。此外，5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宣布自2007年5月21日起，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從而向美方表明，中方在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原則的基礎上，正以負責任的態(tài)度和做法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
這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去年首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延續(xù)，參與對話的官員人數眾多，雙方共有33位部長參加對話，其中中方就有15位正部長、10位副部長，這樣陣營龐大的政府代表團在中美兩國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會議開幕式上致辭。對話期間，雙方就服務業(yè)、投資、透明度與高技術貿易、能源與環(huán)境、經濟平衡增長、創(chuàng)新等議題進行了坦誠交流和深入探討。吳儀還帶領部分中方代表與美國國會議員進行了四次交流和溝通。
通過討論，雙方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強和深化雙邊經濟關系的具體成果：在金融服務業(yè)領域，中國將逐步擴大符合條件的合資證券公司的業(yè)務范圍，把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投資總額度提高至300億美元（原為100億美元）；允許外資法人銀行發(fā)行人民幣銀行卡。美方確認中資銀行在美開設分行的任何申請都將根據國民待遇原則進行審批；并承諾與中國開展金融監(jiān)管人員的交流。中國和美國進出口銀行簽署了多個合作協議。在非金融服務業(yè)和貿易領域，雙方同意擴大現有雙邊民用航空運輸協定范圍，大量增加兩國間每年航班班次，在2011年全面開放貨運航權，在2010年開始談判客運全面開放的協定和時間表。在經濟平衡增長領域，美方將向中方提供發(fā)展金融市場和農村金融方面的技術援助。兩國同意就勞動力市場政策進行人員交流和信息共享。在創(chuàng)新領域，中美雙方海關簽署了《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執(zhí)法合作的備忘錄》。根據備忘錄的規(guī)定，中美兩國海關將在人員往來、執(zhí)法實踐技術和執(zhí)法經驗交流、執(zhí)法數據交流和案件信息通報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合作。
三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一個過程，戰(zhàn)略對話不應該成為追求急功近利結果的工具，因此，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著眼點主要在于未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購買力平價測算的全球GDP中，2004年美國的份額是20.9%，中國為13.2%；到了2006年，美國的份額降至19.7%，中國則升至15.1%。短短的2年內，中美差距就縮小了3.1個百分點。雖然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的GDP不是現實的國力，但是它反映了未來的發(fā)展實力。在美國和國際社會眼中，中國具有極大的發(fā)展?jié)摿?。因此，要從中美長期戰(zhàn)略合作的高度來認識中美經貿關系。雙方應從維護兩國國家利益的高度來加強兩國間的經貿合作，避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妥善解決經貿合作中的各種問題，為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不斷向前發(fā)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在嘗試構建一個框架，著眼于中美兩國長期經貿關系的框架。中美經貿關系業(yè)已發(fā)展了數十年，雙邊共同利益日益深化，但就未來而言，需要有更進一步的共同利益框架。所以，中美雙方不僅應該在傳統經貿領域，而且應該在非傳統經貿領域加強合作，尋找更多的共同利益，這樣，雙邊經貿關系發(fā)展就具有了持久的推動力。如同安全領域區(qū)分為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個部分一樣，經貿領域同樣也有傳統和非傳統領域之分。傳統經貿領域指的是商品貿易、市場準入、服務業(yè)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等，而非傳統經貿領域則涉及經濟增長模式，投資、儲蓄與社會保險，教育，勞動力問題，環(huán)境保護，醫(yī)療保健等等，其范圍更為廣泛，合作空間更為巨大。而且，在非傳統經貿領域的合作之加強，或許可以有助于雙方在傳統經貿領域減少摩擦，降低猜疑。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致力于建立和強化戰(zhàn)略互信，沒有互信，中美之間就沒有未來。信任在任何關系中都是至關重要的。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經貿關系在任何雙邊關系中都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中美關系也不例外。加強有關經貿問題的戰(zhàn)略磋商，不僅有利于解決經貿方面的摩擦，也有利于建立和強化戰(zhàn)略互信，從而為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發(fā)展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但是，兩國政治文化方面的根本不同卻繼續(xù)制造著誤解和不信任。例如，當中國官員向布什政府保證，貿易摩擦將會以合作方式加以解決，這意味著一種承諾。但華盛頓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當共和黨控制國會時，布什在阻止反華的保護主義立法方面就已經遭遇了很多困難。目前兩院的多數席位都被民主黨占據，問題就變得更加難以控制了。[7] 如何建立中美互信是兩國之間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是一個協商的平臺。中美經濟之間有太多的問題需要這樣一個平臺來協調，需要這樣一個平臺讓雙方決策者當面聽取對方的想法和意見，避免錯誤判斷，避免意見分歧發(fā)展成為沖突。解決貿易爭端的最有效的途徑是談判，而最糟糕的辦法就是懲罰性行動。協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無條件照單全收。美國對中國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中國同樣可以對美國有很多要求。目前，美國和中國已經有至少9個雙邊或多邊委員會、對話機制、合作機制以及論壇等，這些機制都是為了解決中美關系中各個方面所面臨的問題，但發(fā)揮的作用十分有限。[8] 因此，如何區(qū)分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與中美商貿聯委會等不同機制，使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真正成為兩國經濟領域的戰(zhàn)略對話，尚有待努力。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還負有探索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任。作為世界上的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需要積極應對目前世界經濟失衡的局面，直至重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在美國國內，目前有多種有關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觀點。一種觀點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需要一個新的類似1985年的廣場協議。這些觀點與其說是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如說是顯示國際經濟秩序需要重建的跡象。新國際經濟秩序沒有中國的參與是不完整的，就美國方面而言，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亦需將中國融合進來。中國融入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應當是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市場經濟。中美兩國都有責任為此而努力，因為這是兩國經濟健康發(fā)展都需要的一種公共物品。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所要追求的就是在公共物品層次上取得共識，而這樣的共識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前提。
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在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進行了兩輪之后，美國國會方面對對話的不滿已表露無遺。在不少美國議員看來，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以及已存在多年的貿易不平衡這兩個關鍵問題并未通過對話得到解決，因此，美國國會未來通過對華強硬議案的可能性相應增大，將中美經貿問題政治化的趨勢值得關注。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在對華關系（不僅是經貿關系）中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的狀況并沒有改變。美國學者喬納森?雅各比將此形象地稱為：“美國對華經濟接觸一直在上演我們在政治電影中看到的‘好警察、壞警察’的經典游戲。布什政府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好警察’，而國會現在正在扮演短期的‘壞警察’一角。這兩個角色似乎彼此明白對方存在的意義，因此不會將中美經貿關系推入絕境?！蹦壳?，民主黨對華施壓有加大的趨勢，但我們不妨這樣理解：美方的高要求是為了從中方得到高回報，議員們的要求也不會無限制提高，其最高點就是美方能在談判桌上得到的最大利益。如長期對華持強硬立場的紐約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就曾表示，中國對美大規(guī)模采購并不能解決問題，“買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改變游戲規(guī)則?！毖韵轮猓蟹揭獙γ雷龀龈蟮淖尣?。
事實上，中國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國也已獲得巨大的利益。在金融領域，中國已全面開放人民幣業(yè)務，取消了地域和客戶對象限制，僅2005年和2006年兩年，中國銀行業(y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就超過了182億美元，遠遠高于絕大多數發(fā)達國家。截至2006年年底，74家境外銀行在華設立了312家營業(yè)性機構，28家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投資參股了21家中資銀行，31家境外金融機構在華設立了31家合資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另有44家境外保險公司在華設立了115個保險營業(yè)機構。中國服務業(yè)開放面向世界，而美國憑借競爭優(yōu)勢，成為中國服務業(yè)開放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在過去5年里，美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行占中國銀行業(yè)吸收外資總額的近40％；美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的數量占境外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總數的近45％，其業(yè)務收入占駐華代表處業(yè)務總收入的50％以上；美資企業(yè)獲得直銷經營許可占在華外資企業(yè)的55％；中國通過買斷和進口分賬兩種方式自美進口電影121部，占進口總數的52％；自美進口音像商品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至75％。此外，美在華投資設立的近5萬家企業(yè)，99％以上已獲得貿易權和分銷權。
欲解決中美經貿關系中存在的問題，首先需要弄清問題的根源。以中美貿易不平衡為例。中美雙方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解。美方認為原因在于人民幣幣值過低、中國對出口產品提供政府補貼、勞工權利保護不夠等。中方則認為主要是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和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后果，如儲蓄和投資相關性、勞動力和投資配置的國際差異等等。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重的：由于中國對外開放，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外商投資企業(yè)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1996年的40.72%，2000年達47.97%，2006年更是高達70％；國際資本流動反映在貿易上的結果，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國家和地區(qū)的貿易維持著大體上的平衡；美國實施對華出口管制，制約了美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商品的對華出口。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與2001年相比，美國對華高技術商品出口增幅比德國低287個百分點，比日本低100個百分點。美國對華高技術商品出口所占中國高技術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由18.3％降至9.1％，如果這個比重目前仍保持在18.3％，美國對華出口至少可增加700多億美元。
中美經貿關系雖然存在種種問題與挑戰(zhàn)，但主流趨勢卻是持續(xù)發(fā)展，這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是兩國的努力目標。為使雙邊經貿關系更上一層樓，在新的經濟與政治大環(huán)境中，中美之間應該建立正常的經貿關系。所謂正常的經貿關系指的是在正常的國家關系基礎上，中美兩國所進行的沒有政治限制條件和其他種種人為障礙的經貿往來，它是中美兩國在平等、互利、經濟互補的原則下進行的。正常的經貿關系要求：（1）經濟問題應與政治問題脫鉤，用政治手段、政治方法去干預經濟問題是不足取的，有害的。經濟問題的發(fā)生、發(fā)展和終結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和規(guī)則，只有真正做到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脫鉤，中美雙邊經貿關系才能擺脫政治影響而按照客觀經濟規(guī)律正常發(fā)展。（2）經濟摩擦與矛盾是任何經貿關系所不可避免的，經濟手段與方法應是解決經濟摩擦與矛盾的基本方式。（3）談判而非威脅更非制裁是解決問題的最主要途徑，任何威脅、恫嚇、制裁都是強權政治的表現，不是中美之間正常的經貿關系所需要的。（4）中美雙方均需要用新思維去構筑正常的經貿關系。一個經濟上強大的、遵守國際準則的、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的中國不僅可以為美國提供商業(yè)機會，更是亞太地區(qū)乃至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的重要支柱之一。當然，中國也需要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與氛圍。
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速是對其他國家出口增速的3.7倍。因此，中美兩國之間的相互依賴進一步加深，兩國之間的共同經濟利益也進一步增加。美國著名智庫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和國際經濟研究所（IIE）最近在它們聯合出版的《中國：資產負債表》一書中指出，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利益是無可爭議的。中國市場快速增長促進了美國的出口，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對美國金融資產的投資則幫助抑制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上升，為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和提供更多就業(yè)機會創(chuàng)造了條件?；粮裾J為，“中美兩國關系發(fā)展也面臨一些新問題，但無論如何保持合作關系至關重要?！盵9] 作為世界上最發(fā)達的經濟體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在全球化迅速推進的今天，中美兩國的合作對于全球都至關重要。這或許正是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要旨所在。而且，作為中美兩國政府間最高級別的戰(zhàn)略對話，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應當成為兩國間一個機制性的互利共贏的交流平臺，不僅是美國，中國也應當從中獲得有利于自己發(fā)展的政策空間。只有這樣，戰(zhàn)略經濟對話才能持久、有效、充滿希望地進行下去。當然，由于中美之間軟、硬實力的不對稱性，從長遠看，中國通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維護自身合理發(fā)展權益的路還會很長。
總之，由兩國元首倡導設立的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其目的是加強兩國就全局性、戰(zhàn)略性、長期性經濟問題的溝通和協調，以增進互信，加強合作。應該看到的是，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有別于一般的經濟對話，不是著眼于解決短期的具體問題，而是著眼于對中美雙邊經濟、甚至對全球經濟都有重大影響的大問題。這些大問題都不是在短時間內，或者是通過幾次對話就能夠解決的。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意義更多是增進了解，加強溝通，增信釋疑。只有這樣，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才能在后布什政府時代繼續(xù)有效開展下去。
注釋：
[1]《人民日報》2006-12-16 , 《胡錦濤會見出席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美方代表》。
[2] 同上。
[3]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Reports_Publications/2006/asset_upload
_file688_10223.pdf
[4]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p.57.
[5]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6] The New York Time, May 17, 2007.
[7]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1, 2007.
[8]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9]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2007.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導，博士，上海，200433）
中美經貿情況報告篇6
關鍵詞 中國 美國 經貿合作
中國和美國分別是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和規(guī)模最大的經濟體。1979―2006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從24億美元增至2500億美元左右，中國已成為美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國。世界上任何兩個國家的貿易都達不到中美這樣的水平，這是經濟全球化和兩國經濟互補的結果。但全球化帶來的效應并非都是正面的，隨著中美兩國經貿合作規(guī)模的不斷發(fā)展和擴大，也出現了一些影響中美經貿合作的消極因素。
特別是進入2007年以來，圍繞貿易不平衡、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美國對中國壓力不斷，中美貿易摩擦較為頻繁。2007年5月，在第二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閉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表示，中美經貿關系是當今世界最為復雜的經貿關系之一。要妥善處理這種關系，推動中美經貿合作不斷向前發(fā)展，需要我們有智慧、有膽識、有能力地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的確，中美經貿關系的復雜性是客觀的，頻繁的經貿摩擦短時間內也難以避免。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分析影響中美經貿合作的消極因素，以便更加理性地應對。
一、美方具有消極影響的片面認識
在近些年的中美經貿摩擦中，美方具有“宏觀性”和“整體性”的議題是中美貿易的不平衡。而美國之所以大談特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實際上暗含了一個前提，即在此種貿易格局下，美國是受損的，中國是受益的；而且中國的利益是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的。美國大眾和國會往往還把貿易問題跟其國內就業(yè)崗位的減少和中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放緩聯系到一起。這實際上是一系列的片面認識。對此，我們可以逐一分析。
（一）“中國貿易只惠己”
美國少數人認為，“中國貿易只惠己，中美貿易逆差對美國有極其消極的影響”，這實際上是影響中美經貿合作的片面認識。
1.從中美貿易對美國消費者福利的影響看。
很顯然，美國消費者直接從中美貿易中獲得了實惠。中美經貿合作是推動兩國經濟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上具有比較優(yōu)勢，中國對美出口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為主，主要包括低技術含量的玩具、鞋類、箱包、服裝等，大部分為美國國內不再生產或不愿生產，但又是消費者必需的產品。大量中國產品出口使美國家庭可以買到物美價廉的日常用品，降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節(jié)省了美國消費者的開支。據統計，1995年至2006年來自中國的商品使美消費者節(jié)省開支6000多億美元，特別是近幾年，美國消費者每年節(jié)省的花費約在1000億美元以上。顯然，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大大增加了美國的消費者福利。
2.從中美貿易對美國企業(yè)利潤的影響看。
部分美國人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必然減少美國企業(yè)的利潤。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斯坦福國際發(fā)展中心的勞倫斯?洛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在仔細分析后指出，事實上美國從中美貿易中獲得了很多利益，這是因為美國經濟從對華出口上獲得了更大的附加值，比中國從對美出口上所獲得的附加值要多。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正在產生越來越強的溢出效應。中國的一般貿易是逆差，實現中國貿易順差的絕大多數是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有80%以上是外資企業(yè)實現的?？鐕臼侵袊隹谠鲩L的主要動力之一。據總部設在紐約的美國銀行統計，以歐美為主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出口的產品占中國2006年出口產品的58％。如果把這一部分扣除，中國的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而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6年美國在華投資企業(yè)生產產品在華銷售總值，加上以中國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總值是1100億美元，再加上美國服務貿易的順差，再加上貨物貿易中的逆差，這幾個值相抵，實際上中美之間在貿易利益上是平衡的。中美貿易表面上順差在中國，實質上利潤在美國。對此，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說過，正因為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是互惠互利的，“中美的貿易才能一路順風，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二）“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剝奪了美國制造業(yè)工人的就業(yè)機會”
美國有人強調，大量中國廉價商品的涌入和制造業(yè)大規(guī)模向中國“轉移”，使本國制造業(yè)者的飯碗被“搶走”，加劇了失業(yè)問題。有人甚至指責說，中國應該為近些年美國制造業(yè)喪失的近300萬個就業(yè)崗位負責。
而我們注意到，在2007年5月第二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啟動之前，針對美國國內有所升溫的保護主義思潮，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曾專門研究報告，指出在對美中貿易及投資的認識上，美國國內存在幾大誤區(qū)。其中一個誤區(qū)就是，認為美國制造業(yè)的衰落，特別是就業(yè)的下降是中國造成的。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報告指出，過去四十年中美國制造業(yè)的就業(yè)人數一直在下降，因為美國經濟已經從制造型經濟轉型為服務型經濟。而中國成為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則是發(fā)生在最近幾年的事情。所以并非是中美貿易剝奪了美國人的就業(yè)機會。
隨著世界新興市場的崛起，全球產業(yè)分工布局不斷調整，發(fā)達國家一些傳統制造行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迅速喪失，由此出現就業(yè)崗位轉移的問題。從美國制造業(yè)情況看，美國制造業(yè)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失業(yè)問題，更多的是由于經濟結構轉型以及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逐漸失掉競爭力等原因造成的。事實上，由于中美雙方產業(yè)結構本身的互補性，即使中國的某些產品被攔在了美國門外，其他國家的產品依然會取而代之占據美國市場。而中國產品對美大量出口，雖然對美國的制造業(yè)就業(yè)造成了壓力，但也為美國的服務業(yè)，包括零售、批發(fā)、運輸等行業(yè)創(chuàng)造了大量就業(yè)機會。
（三）“中國對美國企業(yè)關閉市場”
在美國還有人認為，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國對外國企業(yè)關閉市場。
而實際情況是，近年來中國市場面向全世界積極開放。中國在擴大出口的同時，一直積極增加進口。中國既是出口大國，也是進口大國，既大量出口商品，但也在大量進口商品。在中國國內，中國擴大內需的政策、西部地區(qū)大開發(fā)戰(zhàn)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施以及增加農民收入、破解“三農”難題等戰(zhàn)略都將成為世界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驅動力。中國的快速發(fā)展向世界各國提供發(fā)展的機遇、市場和空間，中國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潛在的大市場”，而是一個“現實的大市場”。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發(fā)展模式顯然是與世界互利共贏的。
尤其是針對中美貿易逆差的加大，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甚至開始采取“一次性采購”的做法來緩解雙方貿易不平衡的狀況。2006年4月，由吳儀副總理率領的中國經貿代表團在美國13個州進行大采購，最后成交金額達162億美元。2007年5月，中國貿易投資合作促進團在美國簽署了138個采購、投資合同或協議，總金額達到326億美元，采購商品包括飛機發(fā)動機、第三代核電站技術和設備、通信及網絡設備、手機、半導體設備及材料、鐵路打磨車、汽車及零配件、計算機軟件、環(huán)保設備和一些農產品。
可見，中國從未對美國企業(yè)關閉市場。2006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合計為美國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市場，出口總額高達730億美元。在2000年至2006年間，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40％。近年來，美對華出口增速遠遠高于對其他貿易伙伴的增長速度，過去十年中增長了近四倍，中國已連續(xù)成為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
（四）“人民幣匯率導致美中貿易逆差”
部分美國國會議員認為，是“人民幣匯率導致美中貿易逆差”。
從歷史上看，大國之間爭奪有利于己的匯率安排的利益斗爭和較量幾乎從未停止過。自2002年12月以來，美國的某些政客、學者對“人民幣升值論”的鼓噪一直沒有停息。美國部分議員對人民幣匯率耿耿于懷，他們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便是，由于中國國內消費嚴重不足，于是通過低匯率等手段，形成商品低價優(yōu)勢，將過剩的商品推向國外市場，并造成了巨額的對美貿易順差。而如果人民幣升值，就可以大大削弱中國產品的價格優(yōu)勢，阻止中國商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同時可以擴大本國的商品出口，縮小貿易逆差，實現貿易平衡。
部分美國人，特別是部分國會議員越來越多的把人民幣匯率問題視為中美經貿關系中的突出問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萊德?伯格斯坦曾經在國會證詞中說：“要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現象，人民幣對所有貨幣的匯率應上升20%以上，而對美元匯率要上升40%左右?！?005年2月，民主黨參議員舒默和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提出著名的《舒默――格雷厄姆議案》，指責中國政府人為地把人民幣匯率跟美元直接掛鉤，使得中國出口商品在價格上得到了平均27.5%的優(yōu)勢。為了向中國施加壓力，美國的國會議員提出，如果中國在匯率政策方面不能有重大改革，就要對全部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加征27.5%的關稅。
眾所周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突破了7.7：1關口。統計顯示，至2007年5月，與匯改前相比，人民幣已凈升值0.5814元，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比率約為7％。同時，中國向美方保證，會讓人民幣匯率區(qū)間有更大彈性。但揚言要對中國發(fā)動制裁的美國國會議員卻并不領情。中美第二次戰(zhàn)略經濟對話后，美國部分議員仍然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不依不饒。民主黨參議員舒默稱，他和他的同僚們都覺得“受到挫折”，因為會談“明顯忽略”了人民幣必須升值的問題。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馬克斯?鮑卡斯一直主張采取措施制裁中國，對本次對話沒有涉及“低估的人民幣”問題“深表關注”。
盡管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如此關心，部分國會議員將人民幣匯率指責為中美貿易失衡和美國國內部分產業(yè)崗位流失的“罪魁禍首”，甚至試圖對中國強硬施壓，但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導致美中貿易逆差”實際上是對中美經貿關系的最大的片面認識。
從實際情況看，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導致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僅僅是問題的表象。導致中國產品價格低廉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甚至是中國的低環(huán)保成本等。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認為，在對美中貿易認識上，美國國內存在的最大誤區(qū)就是，人民幣低估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并阻礙美國產品更多銷往中國的直接原因。該委員會的報告指出，中國盡管的確有加快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需要，但人民幣匯率問題絕非美中貿易的關鍵問題。匯率并非影響其在中國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相比之下，更多企業(yè)擔心的是，如果兩國在匯率問題上的摩擦加劇，美國企業(yè)對中國的出口可能受到負面沖擊。
著名經濟學家蒙代爾也認為，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美國對中國大幅增加的貿易逆差等問題，并不能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事實也證明的確如此。強壓貿易伙伴的貨幣大幅度升值是美國的習慣做法。美國在上個世紀曾壓德國、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qū)在短期內將其各自貨幣升值40―64%，而多年以來，美國對德國、日本和臺灣地區(qū)的貿易逆差仍在擴大。后來，美國還將同樣的手段用在了歐盟身上，從2002年1月到2006年7月，歐元兌美元升值了50％，而美國對歐元區(qū)12國的貿易逆差卻從2001年的540億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915億美元，增長了70％。同樣的，人民幣匯率調整后，按美方統計，2007年一季度美對華逆差569億美元，比2005年一季度對華逆差419億美元增長了35.8％。人民幣升值對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未起任何作用。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結構調整、產業(yè)轉移是資源優(yōu)化配置的必然。包括美國在內的發(fā)達國家將紡織品等產業(yè)轉移到中國不過是數十年來世界范圍內產業(yè)結構調整的延續(xù)。這些產業(yè)之所以轉移到中國，并不是緣于中國的匯率優(yōu)勢，而是因為中國有大量優(yōu)秀而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中國在世界經濟產業(yè)鏈中的比較優(yōu)勢，因而即使人民幣升值，這些產業(yè)也不會重新流回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因此，美國解決貿易失衡和崗位流失的關鍵在其國內。有鑒于此，摩托羅拉公司的全球商業(yè)關系主管里奇?布萊克說過：“人民幣的升值對整個美國貿易狀況和國內制造業(yè)就業(yè)形勢的影響幾乎可以不予考慮。”
二、產生片面認識和消極因素的根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國國內存在著一系列影響中美經貿合作的片面認識，這些片面認識顯然是影響中美經貿合作的消極因素。實際上，對從中美貿易中獲得的既得利益，美國很多學者和政客都心知肚明。美國一部分人之所以不斷以經貿問題為借口對中國橫加指責，實際上是經貿問題的“政治化”。分析起來，既有國際政治的因素，也有美國國內政治的根源。
（一）從國內政治角度看，片面認識和消極因素的產生和存在實際上有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因素。
在中美經貿交流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老的問題雖然得到解決但沒過多久又發(fā)生反復，而且新的問題又會接著發(fā)生，可謂是此起彼伏、接連不斷。這實際上凸顯了美國國內政治周期的影響。在這一點上，正如《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家馬丁?沃爾夫不久前所指出的，“世界經濟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卻是國家的。簡而言之，這就是全球治理的兩難困境。”
1.美國國會、黨派競爭的影響。
美國炒作中國議題經常是隨著其國內政治經濟“氣候”變化而變化的。中國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上半年通常是中美之間的多事之秋。美國輿論拿中國“說事”每年都有一個周期。二月份開始出現跡象，三、四月份升溫，五、六、七月達到高潮。其中的原因就是，每年的上半年都是美國國會通過各種預算案的時候，各種力量都要為自己多切一點預算蛋糕而制造理由。于是，跟美國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有差異，貿易又不平衡的中國便成了首選的靶子。
美國國會和政府之間的權力爭斗和制衡也是影響中美經貿氣候的重要因素。美國政府和國會都有借對外政策“作秀”的成分。盡管政府是相對務實的，但就對外貿易政策而言，由于美國憲法把管理對外貿易的權力授予了國會，國會在貿易政策上的影響力大于在其他領域的影響，因而在政府和國會的互動過程中，對外政策有時便會成為犧牲品。美國政府是不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因為這并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而在“強勢國會”的壓力下，政府又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與白宮相比，國會議員更多地代表著各自選區(qū)的選民利益。在美國現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國國會議員要對本選區(qū)的選民負責，他們的提案多數反映本地區(qū)選民的意愿。有些涉及中美經濟關系的提案在局部地區(qū)來看，可能對保護當地經濟有利，但從全局和戰(zhàn)略層面看，則可能會損害美國的長期利益，也不利于中美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但國會議員首先考慮的是選票，只要對增加選票有利，都會被用來炒作，至于提案本身是否從根本上反映國家的根本利益倒在其次。
2.美國選舉政治和利益集團的影響。
美國學者彼得?格里維奇在其著作《困難年代的政治――對國際經濟危機反應的比較分析》中指出，政客們和其他在體制中有一席之地的人做出最終的政策選擇。他們的權利來自于現存制度。不過政治領導人總得想辦法謀得職位并且保住它。所以當他們做決定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從受影響的勞工、投資者、消費者那里得到認可，最好是得到歡迎。他們的政策選擇必須能夠動員或維持政治支持。
首先，面對選舉政治，美國需要為不景氣的經濟尋找“替罪羊”。經濟問題歷來是美國選舉的重要問題。而近年來美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范圍很廣，例如，雙赤字問題、醫(yī)療支出問題、養(yǎng)老金問題等，這些都使經濟問題在各種選舉中突出出來。各種政治力量會圍繞經濟問題互相攻擊，做足“文章”。因此，為了選舉，美國政府需要一個“替罪羊”。這一點，就連美國的《紐約時報》也指出，從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和制造業(yè)萎靡不振的痛苦中，美國的政客和商人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為這些麻煩而責備的對象：中國，或更明確地說是人民幣，已成為美國經濟不景氣的“替罪羊”。
其次，面對選舉政治，美國要迎合利益團體的需要。顯然，在美國，無論是貿易政策還是國際金融政策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利益集團相互角力的政治過程。近年來，“健全美元聯盟”是美國國內“人民幣升值”運動的積極推動者。這個由美國全國制造業(yè)協會等80多個團體所組成的聯盟，代表著美國最大的制造業(yè)和農業(yè)貿易團體的利益，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必爭的“票源”。為了獲得眾多諸如“健全美元聯盟”等制造業(yè)團體的支持，布什政府和國會自然要迎合他們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愿望。
事實也證明這些利益集團的游說是非常有效的。近年來，美國國會為人民幣匯率舉行了大量聽證，并接受了制造商的幾乎所有言論。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的很多經濟學家也認識到，政府的做法實際上是受政治利益驅使的。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官員是回應國會的要求，貨幣保護主義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明政治家在為制造業(yè)選區(qū)的選民考慮。從這個角度看，要求中國浮動匯率實際上是治療美國國內政治傷口的手段。
（二）從國際政治角度看，片面認識和消極因素的產生和存在實際上有遏制中國的意圖。
1.利用經貿問題逼迫中國在其他領域讓步。
把經濟問題同其他問題掛鉤對美國來說并非新鮮事，而那些對與中國發(fā)展經貿關系持批評態(tài)度的人更是認為，貿易仍然是處理中美雙邊關系時逼迫中國在其他領域讓步的一張可以利用的“王牌”。他們認為美國需要用經濟壓力來抵抗中國的外交攻勢。早在1999年中國追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美國有議員就曾經非常露骨地說：“中國如果以現在的條件被世界貿易組織所接納，那么美國總統在未來就不可能運用這個‘掛鉤’來牽制中國的力量?！彼麄冋J為，“一旦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就不可能再有效地運用從中國進口的方式來應對中國對臺灣潛在的威脅、在西藏對人權的侵犯以及對宗教信仰的迫害”。
同時我們注意到，美國國會在批準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時附加了許多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在美國國會單獨設立一個與行政和立法部門聯合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務就是“監(jiān)督中國的人權記錄”。
時至今日，某些美國議員仍堅持著這樣的思維方式，即一項不能帶來政治利益的貿易政策便不是什么好政策。所以他們在考慮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時便往往“項莊舞劍”，“醉翁之意不在酒”，總是試圖通過經貿的壓力達到經貿以外的目的。
2.利用經貿問題羈絆中國發(fā)展。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的迅速發(fā)展，美國越來越把中國視為對手和競爭者，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尤其是“中國經濟威脅論”抬頭。2007年5月，美國合眾社和佐格比調查機構共同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越來越被視為美國的經濟威脅。24.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而59.9％的人則認為中國已經是美國的經濟威脅。在被問到什么才是中美之間最為重要的議題時，29％的人認為是巨大的年度貿易逆差，21％的人認為是中國不斷增強的全球影響力和經濟實力，而另外13％的人則認為是美國工業(yè)和制造業(yè)的就業(yè)機會流失到中國以及中國公司對美國公司形成的競爭。另外，在采訪中，還有83.7％的人認為，與印度相比，中國是美國經濟的更大威脅。
“威脅論”必然導致“遏制論”。遏制中國，延緩中國的崛起是美國對華戰(zhàn)略的組成部分。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組織”主辦的一場題為“聚焦龍：中國繁榮會給美國帶來麻煩嗎”的辯論會上，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說：“對美國來說，最好的情形是在國際體系中保持最強大國家的地位。別的國家與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來二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還像過去二十年那么快……如果中國崛起了，美國的麻煩就來了。”顯然，由于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重大差異，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不愿意看到中國強大和崛起，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fā)展勢頭強勁，必須從戰(zhàn)略上對中國進行遏制，而遏制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速度是最理想的方法。否則，等到中國經濟真正崛起的時候，美國就失去了戰(zhàn)略上的先機。因此必須在對華貿易上對中國進行控制。
對此，俄羅斯《商報》引用俄經濟學家的話說，美之所以在貿易上找中國的麻煩，根本上還是因為把中國看作假想敵，不讓中國強大起來，絕不希望在世界上出現一個可與美國相匹敵的大國。
總之，近些年來，中美經貿關系日趨復雜，仔細分析，其中的消極因素具有各個方面的根源。全面分析影響中美經貿合作的消極因素及其根源，有助于我們更加理性地應對中美經貿關系，并進一步推動中美經貿合作。
（作者單位：中共濟南市委黨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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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邦安：中美經貿摩擦的長期性與可控性，《學習時報》,2007年5月29日。
中美經貿情況報告篇7
中美建交26年來，經貿關系發(fā)展迅速?，F在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2004年按美方統計中國出口達1967億美元，按中方統計出口達1249．5億美元。按中方統計，中美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24．5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1696．3億，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5．3％?？偟膩碚f中美貿易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
中美貿易發(fā)展迅速
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長率遠高于世界進出口貿易增長和美國進出口貿易增長，從1993-2004年平均來看前者是后者的兩倍多。其分別為18．1％：8．7％：6．8％。不論是美國的統計還是中國的統計，中美貿易增長幾乎和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長同步。從平均來看1993-2004年分別為16．8％，18．3％，18．1％。中國GDP增長是美國3倍，但中美貿易增長只是其2倍多，中美貿易還有增長潛力。
中美經貿發(fā)展不受政治和經濟周期的影響
從中美進出口變動波動來看，中美貿易增長趨勢與我國總的進出口貿易變動趨勢是強相關的，但與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變動趨勢弱相關。從中美貿易占我國進出口貿易比重來看，其相當穩(wěn)定。從1993-2004年平均來看，中美貿易占中國進出口貿易比重平均為15．3％，偏差很小。因而我們可以說，中美經貿發(fā)展不受兩國政治及經濟周期的影響，中美貿易主要受世界進出口貿易總的形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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